• 巴基斯坦大学那些专业比较有名
    发布日期:2019-10-01 05:44   来源:未知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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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r Syed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and Tecknology (赛伊德工程技术大学)

  展开全部五卅惨案发生,约大学生参加,校长卜舫济横加干涉,并於6月3日学生在大礼堂集合开会之际,把升在旗杆上的中国国旗扯下,引起轩然大波,许多学生及员工联合签名相率离校,於8月中另行组成光华大学。这年下半年开学时,学生人数锐减,学校几有不可终日之势。

  20世纪前成立的圣约翰书院足球队,是华人足球队的鼻祖。当时球员还拖著辫子,所以被称为”约翰辫子军”。其他如:网球-1898年就举行一年一度的斯坦豪斯杯单打比赛,网球校队於1917至1921年间连续五年取得华东各大学网球锦标赛的冠军。棒球-是1895年由檀香山来的华侨学生引进的,1905年8月2日圣约翰和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一场棒球比赛是上海棒球史上的第一场华人棒球队比赛,得胜者是圣约翰队。在1935年中国全运会棒球锦标赛中,上海棒球队夺得冠军,其中有八名队员是约大学生。篮球-这也是约大比较有名的球种,1914年之前,只有约大和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有篮球运动。1924年和1926年约大和东京圣保罗大学於上海及东京两度进行了篮球对抗赛,是中日篮球史上首次进行的大学之间的国际比赛。此外,越野赛跑,约大早在1919年以前就开始,室内垒球当时已是中学部体育课的内容之一,橄榄球、拳击、骑马、击剑、羽毛球等,也是由华侨学生带入并组织起来的,并得到美籍教练的指导。综计约大开展过的体育项目共有18种,其中田径、足球、网球、棒球、篮球、羽毛球、九人排球等,都是沪上这些体育队伍中的佼佼者。

  新中国成立后,约大校友参加体育工作的有20人左右,其中最有名望的是担任过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的马约翰教授,他为发展我国的体育事业和增强中华民族的体质倾注了毕生的心力。继卜舫济任约大校长的沈嗣良,对於发展学校和全国的体育事业方面也有一定的功绩,他在社会上著名人士的支持和资助下,於1924年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并担任总干事,这是个全国性的民间体育领导机构,在国际体育团体的活动中是中国的代表,他曾率领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田径运动员刘长春参加了1932年的奥运会。

  约大建校73年,在最初的10年中,每学期在学学生人数从1879年开学的39人,只增到76人,直到1895年,全校学生才达到127名。在50周年之前,最多的一年也不过750人,而且学生入学后,读完中学、大学全程的比率偏低,不少学生读完高中就不继续读大学,或是转到别的大学,还有一些只读了大学一、二年级便离开。这种淘汰率高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学校对学生的考核相当严格,一部分学生感到学习跟不上,因而中途缀学或转学,另一方面由於约大收费较高,有些学生由於家庭经济情况不宽裕,所以不能读完全程。另外,也有一些富裕的家长,早已打算要送他们的子弟出国,可是觉得学生年龄尚小,出国去不放心,所以先让他们在约大学习一二年,然后出国。驰名世界的建筑大师贝聿铭就是在约大读完高中又读了一年大学后出国的。这样,便造成高年级学生人数往往大大低於低年级。这种情况到60周年时,有所改变。当时由於处在抗战期间,因约大留沪未迁,所以青年大量考入约大,据统计,1943年的学生人数包括研究院、大学部和高中部,达2800多人,教职工也大为增加。以后学生人数历年均在2000以上。1952年院系调整时,大学学生数约为1800馀人,高中部则不及1000人,至於约大历年的大学毕业生总数约计6500人。此外,约大还曾给15人授过名誉学位,其中法学博士五人-顾维钧、施肇基、颜惠庆、王正廷四大外交家和一个叫做J. Arnold的外国人,文学博士四人-周贻春、李登辉、张伯苓、黄炎培,理学博士一人,神学博士一人,以及文理学士四人。约大毕业生人数虽然不多,但如果把曾在大学和高中部肄业过的都算进,那麼人数就以万计了。

  约大学生的课外组织活动发展较早,在1900年之前已有一些活动,如莎士比亚研究会、军乐会、益智会、摄影会、文学辩论会、运动会、珍珠会(幼年学生的组织)等,后来又有兰心文学会、美术研究会、数学研究会、歌咏会等等。到了后期,学生组织更多,有学生会、各系干事会、合作社、新闻编缉委员会、读书联谊会、戏剧研究社,以及各种团体团契和联谊社。在早期的学生组织中还有一些类如小型同乡会的结合,如:苏扬同学会、潮州同学会、嘉兴同学会、皖南同学会、榕城同学会、厦门同学会和川、赣、豫、鄂、湘、桂六省同学会等。

  约大同学会,也可称约大校友会,是1900年1月20日成立的。第一次的开会地点在上海聚丰园,白小姐资料,最初与会者仅50人,由吴任之、黄佐庭、朱葆元三人分任会长、书记和会计。以后毕业人数累增,北京、杭州、宁波等地设立了支会,美国东西部也有约大同学会支会。同学会成立后,每年集会一次,听取校务报告并协助学校当局筹募款项。1914年同学会又成立了谘议委员会,加强了和学校的接触,校方也指定专人和同学会联系。

  早期校友中,有不少人由於擅长英语,与国外人士的交往较多,还有其他种种关系,在中国政治、经济、医学、以及工商各界中占有相当地位,形成了一种潜在势力,尤其是外交、金融、宗教和医学等方面,出现过一些活跃的人物,如顾维钓、颜惠庆、施肇基、王正廷、宋子文、宋子良、周贻春、刘鸿生、陈光甫、颜福庆、牛惠霖、牛惠生、朱友渔等,后来有些被选入学校董事会,刘鸿生、颜惠庆和荣毅仁还先后担任了董事长。同学会关心校务,在以下几方面作出了贡献。(一)积极捐募款项,扩建学校。约大很多建筑物如思颜堂、思孟堂、图书馆、体育馆、交谊室等的建成以及苏州河东岸土地的购入,极大部分是校友捐助的。其他如横跨苏州河的木桥是荣毅仁之父荣德生出资建造的,土木工程学院成立后,施肇基为纪念其兄施肇曾,先后捐款购置了工程学系所需的设备。(二)帮助学校克服经济困难。1932年之后,约大受美国经济不景气影响,学校财政困难,卜舫济数次向校友会呼吁建立维持基金进行经济援助。(三)设置各种奖牌、奖杯、奖盾等,鼓励学生在德、智、体各方面的发展。(四)提供贷款给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支付学宿费。(五)一年一度举办返校活动,第一次於1914年5月30日在学校里举行,称为同学会纪念日。后来每年都把这个日子选在五月中,因之就称做”May outing”(意即”五月出游会”)。在这一天,校友携同家属包括配偶和孩子,同到校中联欢。这种园游会加强了校友对母校的亲密感,而且无形中也培植了他们下一代对约大的情谊。

  约大解体后,国外及香港的约大同学会始终保持活动,国内同学会曾一度沈寂。近些年来,上海、北京、苏州等地的校友会又成立起来,和国外校友会取得了联系。上海方面除了校友会的总体组织外,同系或同班级的校友还有各自的结合。1942届以上的老年校友每周二、五上午,不管风吹雨打,在襄阳公园茶室定期定点聚会,已在国内外校友中传开,为海外及各地来沪的校友提供了一个联络点,在开展校友会工作中起了积极作用。

  卜舫济是美国人,生於1864年。年轻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神学,得到神学士学位,后来得到三一学院、爱丁堡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赠予的名誉神学博士学位。1886年来中国时仅22岁。他从踏进圣约翰书院起到1941年辞校长职,在约大73年的校史中,有52年是由他掌校的,因此卜舫济个人的历史和圣约翰大学的历史有著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先是在中国传教团当牧师,1886年11月来上海,入圣约翰书院当英文教师,1888年6月继文惠廉而为书院负责人。他在写的《在圣约翰大学五十年》一文中说,他初到圣约翰书院时,书院中除了一些学神学的学生外,其他学生的程度只等於初中水平,所以他作为书院的负责人,只被称主任(Headmaster),亦即等於中学校长。直到1896年,学校改组成大学规模后,才称大学校长。由於他在掌校期间,多次干涉学生爱国活动,因此不少写史料的同志对他采取贬斥的态度。就笔者所知,他在约大50多年中,也还有一些积极可取之处应当实事求是地予以评价。

  (一)多方筹资扩建。卜氏对於约大校园的建设,出力甚多,第一座教学宿舍楼怀施堂是他经手薵募建立的,以后他每隔几年回美休假一次,每次都利用这机会在美国进行劝募活动,回到上海时都有钱带来,这是他募款扩建的一条渠道。第二条渠道是充分利用学生和校友会。约大学生家庭富裕的较多,校友中有财有势的更不少,他一方面注意培植师生间的感情,一方面让同学会设置的谘议委员会过问校务,从而使学生和校友滋长对母校的感情,达到自愿慷慨解囊的目的。第三个渠道是他对社会上知名人士和当地士绅刻意拢络交结,遇到学校需要经济助力时,这些人士会乐於捐输赞助。

  (二)倡导英语教学。卜氏在任教的次年,就写了一份报告给美国圣公会,他列举了以下几条理由,竭力主张学校应加强英语教学:(1)华人研究英文,如西人研究希腊拉丁文,可以增进智慧,(2)通过研究英文,可以铲除学生的排外成见,(3)研究英文,可使东西方之间便於交往,增进彼此的情感,以利於扩大国际贸易,(4)对培养人才为社会服务,为基督教服务有利。这个建议得到圣公会的重视和采纳。1889年他负责校务后,极力贯彻这一主张,不过当时学生的英文程度很低,不能一下子全部以英语教学,许多科目仍用华语传授,所以外籍教师还得先学习华语才能上课。以后,除国文课外,其他学科逐步全用英语教学,使学生的英语水平普遍得到提高,造就了不少人才。

  (三)治校比较全面。卜氏在约大最初是教授英文,后来讲授初级物理、化学以及天文、地质等学。当了校长后,兼任文理学院院长,还兼管中学部,直到1918年另设中学部主任,1921年起由别人当文理学院院长,1928年才配备了一个副校长。在他掌校的50馀年中,差不多有40年是独当一面的,四字中特诗是一把抓的。他除了主要操持学科的充实、院系的设置等重大校政外,在学校管理方面还有以下一些特点:(1)关心环境整洁。他经常到各学生宿舍视察,还带领总务长到寝室盥洗间和厕所等处,督促学生和工友做好清洁工作。校园草地更修剪得十分平整,使人一走进约大校园就觉得别有一番天地。(2)要求严守纪律。他对学校纪律是管的很严的,作息时间、出入校门、升留级界线等,都掌握得很认真,有违反的,轻则记过,重则开除,没有说情馀地,所以约大的校风较好。(3)注意培养师生感情。他对於纪律虽然抓得很紧,但平时待人接物的态度比较和善。如在教师之间,要求彼此称呼不用职称或学衔,大家只称先生,开教师会议时,大家都可自由发表意见,还经常到医务室病房探望病员,送鲜花,要求教师们必须和学生紧密联系,常和学生促膝谈心,或请学生到家中作客,因此他平日在师生中有平易近人的形象。(4)经济方面以节俭为原则,教职员工中不但没有冗员,而且有许多人都是兼职。例如1936年大学办公室包括正副校长在内,人员仅11人,校长还兼授哲学和伦理学,副校长又是文理学院院长并兼授教育学和卫生学,会计兼神学院讲师,体育馆只用两个人,体育教师兼当体育馆负责人,医务室只用一个医生和一个助手,医生也是兼任的。诸如此类,所以开支就比较节省,聘任教师中很多是本校毕业生,薪金也低於外聘名教授,但这些青年教师工作一年左右就可成为讲师,精心讲课,质量可靠。

  (四)对中国的眷恋。卜氏曾说,他在中国经历了三种不同国旗的时代。他目睹中国在半个世纪中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并举出一些例子,如共和的建立,妇女的解放,新工业的发展,新教育的引进,以及国家政权的趋於统一等。他承认中国在前进,并摘录了孙中山遗嘱中最后的两句话,尽管他不愿意看到学生在学习期间卷到政治中去,但在运动过后,对办学还是感兴趣的,也可以说他有专心致志的办学精神。他在1941年辞去校长职位,时已77岁,他於当年6月中去美后,对中国还是眷念的,因此於1946年10月又和老伴再来中国,其时已82岁。当采访记者问他为什麼还要来中国时,他说:“这儿是我的家,我要永远在这儿,直到老死。”(见1946年10月27日《申报》)1947年3月7日,他死於上海,实现了他的心愿。他在创办和发展圣约翰大学的事业中,在沟通中西文化方面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教育家。当然,在他的办学思想中也有消极的一面,正如他在《在圣约翰大学五十年》的结尾中所说的,他有造就人才的决心,但他所要造就的,是脱离政治的“各个行列新的、自由的、坦直的、有思想性、肯钻研学术的、有忠诚教育、有崇高目的和行动的人”,因此,他和圣公会代表郭斐蔚、罗培德等一样,在“政教分离”(政治与教育分离)的口号下,顽固地主张学生不应过问政治,在约大校园中多次掀起干涉爱国行动的事件,这是应该批判的。

  此外,联系卜舫济的治校精神,还应该指出,圣约翰大学创办的动机已如本文开首所说的,是为了要致力传播基督教义於中国大地。可是从它50周年时的统计资料看,在1887年至1891年间,神学院曾经停办过,其他年份最多一届的神学系学生,也只有14人,有七届竟然一个也没有,50周年以后神学院学生比以前更少,所以从它培植教士的初衷也是中心目标来说,真是太偏离了。相反,来自约大其他科系以及中学部的数以万计的学生,他们在社会的影响却是相当大的,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过去和现在,都发挥了或发挥著各自的作用。至於作用的好坏,见仁见智,不属本文范围,且待历史作出评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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